我第一次看到Dorota,她還是一個被抱在母親手中的小嬰兒。那年(1974年),我剛開始跟她的父親 Andrzej Wernik 在研究工作上合作,應邀去他位在華沙附近Belsk的實驗室訪問。在那裡,我第一次跟她全家見面,和Wernik 家開始了到如今已近四十年的情誼。1980年左右,他父親應邀來到我當時工作的美國伊利諾大學一起合作研究,她隨父母在學校所在地 Urbana 城住了兩年,進了一所與大學密切合作的實驗小學,也實際經驗了美國小學生生活,奠定了她英語能力的底子。
婚後,我們搬到美國西雅圖,Tim進入華盛頓大學商學院讀MBA,那年是克林頓總統競選連任,我們倆冒著大雨去派克市場(Pike Place Market)參加他的造勢活動之後,Tim決定去修國際研究的雙碩士。基本上,他的求學過程如此的坎坷都屬於自作孽,誰教他不願意乖乖地循序漸進,按部就班地把「學程內」的書讀完。